古代讲究人治。

　　若是哪朝哪代出了个贤君明主，平民百姓就认为自己是上辈子积了德，才赶上了这样的好世道。至今，这种民族积习仍普遍存在。也因此，贤君明主一直为国人所期盼、所爱戴。

　　远到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再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近到马恩列毛、朱刘周邓……只要是在历史上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伟人、明主，都会让后人代代颂扬、永志不忘。

　　然而，为什么历史上总是贤君明主屈指可数，而昏主庸君却层出不穷呢？遍数历史上的皇帝诸君，堪称贤君明主者不足十之一二，而“荣膺”无道昏君的却十之八九。

　　近读《东周列国志》，笔者以为，这其中的奥妙至少应与以下几点原因有关：

　　首先，贤君明主都了解民间疾苦。就史上屈指可数的贤君明主来看，其前身大都深知人民苦难，或者就生身于民，或是久居民间之后才成为君主，因此即位后大多都能体恤民情，为民造福。

　　其二，贤君明主大多都生于乱世之后。天下大乱，朝纲废驰，内战频仍，民不聊生，遂有英雄辈出；正纲纪，扶天下，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随后成了贤君明主。

　　其三，贤君明主必有贤臣辅政。所有的君主，无论贤愚，都是人不是神，因此都不可能做到事事皆能明断，巨细均能躬亲，必得有一帮股肱之臣、社禝之臣、贤德之臣，为之“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负于千里之外”。惟君臣相合，方能有德政；惟国有德政，明主始得出。

　　于是，这里就又涉及到臣的问题。吊诡的是，从历史轨迹看，有贤君明主的时代，必有至德贤臣；而有至德贤臣的时代，却未必一定会有明主贤君。这其中又有另一番奥妙。

　　古时有“良禽择佳木而栖，贤臣择明君而仕”之说。因此，贤君明主之朝，必定政通人和、人才辈出。人才辈出，则天下大治，国民富足；而天下大治，国民富足，则君益明、主益贤。

　　然而，“良禽择木”是一个反复寻找、反复试错的过程，并非等闲之举。因此历史上就出现了昏君庸主之朝，也会出现至德贤臣的现象，而且这样的例子尚不在少数。

　　即使是在极其黑暗的时代，史书中都能发现他们的身影。如商朝的比干，身被炮烙极刑，仍以死相谏，忠贞不屈。春秋时的吴国的贤相伍子胥，也是以死相谏，忠烈报国。

　　也正因为我国历史上贤君明主少，昏君庸主多，为此就出现了许许多多君臣相处的悲喜故事，并由此衍生出了许多诸如“伴君如伴虎”、“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安乐”、“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等等君臣相处的千载古训。

　　然而，从古至今，君臣之间如何相处、如何相得的问题，一直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问题。双方关系过于亲昵，不可，昵则有失君臣之礼，久之恐不免有僭越之嫌；而双方关系“淡如水”或相敬如宾，亦不可，远则难展君臣怀抱，日长乃不免小人离间。

　　由《东周列国志》所描写的八百年历史、数十百君臣治国的故事可知，若要君臣相得，首要责任在君。

　　为君者，须查其贤者而用之，辩其骄者而抑之，察其劣者而去之，知其志者而养之，善于广开言路，善于包容天下，则天下德者、贤人无不入于“彀”中矣。

　　而为臣者，则要既有自知之明，也应有知君之明。而当终得明君而辅之时，则应率以忠君为首事，不生二心；继以治国为己任，鞠尽其才。

　　这其中，诸葛亮之所以在其之后，备受历代统治者和有志之士钦敬、推崇、学习、效仿，其关键正在于此。而近代中国史上，也曾出现过这样的至德贤臣，即使不说其名，大家也都深膺其人。

　　君臣之道，说难亦难，说易也易。易在道理几乎代代皆明，人人皆通；难在贤臣易得，明主难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