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公继位的时候，国势不强，甚至可说国势衰微。因着“河（黄河）、山（屿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更显国力之薄弱。再加上国内局势动荡多年，各国“皆以夷翟遇秦”，又“摒斥之”，内忧外患的秦国在当时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艰难。

　　彼时才21岁的孝公并未因此而一筹莫展、踟蹰不前，相反，以他的年轻气盛，誓要奋发图强，布德修政，欲以强秦。但“强秦”是需要有高超的谋划和策略的。于是，孝公在国中下令，凡献计献谋让秦强大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国的奇才卫鞅（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又称之为“商鞅”）在公叔痤死后到了秦国，并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孝公。卫鞅向孝公陈述了自己的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大喜，便与之共议国事，实施变法。

　　因变法侵犯了贵族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尽管卫鞅的变法最终在孝公的支持下皆能成功实行，且收效斐然。“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普天之下，除秦之外，已无强国。但孝公去世后，卫鞅却被公子虔（太子的老师。当年太子事件中，被处刑过）诬陷谋反，战败死于彤地，其尸身带回咸阳后，又处以车裂示众。

　　当然，这是后话。继位的秦惠文王正好借此机会除掉卫鞅这位功高盖世的权臣，同时又平息了贵族元老们的强烈不满。卫鞅死后，惠文王并未废除新法，他利用贵族掰倒了卫鞅，同样，又利用民愤和卫鞅之死掰倒了世族。秦惠文深知是变法带给了秦朝的国富民强，所以让变法仍旧进行，这也为后来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奠定了稳定坚实的基石。

　　去掉后话不说，整篇文章先是呈现了一个广纳贤才、励精图治的明君形象。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不得不说，年轻的孝公不仅能高瞻远瞩，还具有非一般的远见卓识。孝公爱才惜才，正是他的这种唯才是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方针，他才给予了卫鞅至高无上的信任并力挺其大刀阔斧地变革，秦国迅速崛起，卫鞅也成为了商鞅。

　　文章还让读者看到了卫鞅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以及法家所需具备的“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刚正不阿的形象。新法未颁布之前，为了取信于民，卫鞅便徙木立信。新法推行之时，太子犯法，亦不可不施刑。可太子，乃君嗣也，那就“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虽然如此行法是严酷了点，却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体现。也让后人知道，商鞅变化的年代，都没有强权和特权之说，正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因为子鞅深知，新法新政的有效推行，全靠立足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制定的新政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必将对变法带来更大的阻难。使法必行是原则，刑无等级才是公平执法所需持有的理念。否则，就难得到百姓的认可和接受。而一旦失信于民，就会落得个无以守国的局面了。

　　由此，司马光提到了“信”一字的重要性。感叹“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孝公对卫鞅的信任，卫鞅对孝公的信守，都让我们看到了“信”的无比可贵。“昔齐恒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皆“不敢忘信以畜（管理）其民”。因为仁义礼智信，不仅是为人之道，更是立国安邦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