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是以历史漫谈的形式，选取了部分著名人物或事件，对从战国至元末的中国历史进行了由点及面的描述和评论。作者黄仁宇是美籍华人学者，尤擅明史。因此，本书可以作为其畅销著作《万历十五年》的前传来读。

　　黄仁宇在其各个著作中，都强调过要以“大历史”的视角来评论或研究历史，即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从基层到中央的整个社会组织架构，从而整理出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作为明清财税方向的研究专家，黄仁宇认为中国没有像西方一样发展出能够统筹全国的财政和税收制度，实现对国家“数目字管理”，是中国没有能够顺利从农业社会进入成工业社会的原因。

　　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黄仁宇将中国秦汉时代称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则为“第三帝国”。他认为，第一帝国是贵族式的，第二帝国是外向性、竞争性的，第三帝国则是内向性、非竞争性的。在第二帝国尤其是王安石变法时期，将财政税收大规模地商业化，以商业的思想对全国财政进行管理，并企图使国家税收与民间财富能够相互流通，民间的商业组织也可借此来发展成熟，反过来对政府的行政和军事行动产生促进作用。但由于北宋时期，国家仍然没有发展出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和思想文化基础，使得变法难以实现改革者的预期作用，反而成为了部分奸臣小人上位的投机工具，成为了祸国殃民的苛政。并因此产生了新旧党争，为北宋灭亡埋下了祸根。在第三帝国时期，明初的朱元璋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却又矫枉过正，认为凡是提倡扩大经济范围的说法即是“与民争利”和“聚敛”，也是道德败坏的象征。因此，明朝实行了所谓的“洪武型”财政政策，以农村经济为始终，有零星杂碎的收入拼凑而成，并只注重原始型的生产，忽视技术进步。这样的财政政策避免了各地方大员跋扈割据而尾大不掉的可能，使明朝统治的276年里，没有形成文武官员拥兵自重背叛朝廷的情形。而清朝也将此政策延续下来，继续维持了267年的全国统一。但这样停滞不前的国家，在遇到现代工业国家的入侵时，便只能被动挨打，任人宰割了。

　　作者对于上述中国自秦汉至明清所形成的困境，也给出了自己的方法论，即用“基层再造”来改造中国社会，只有彻底颠覆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结构，才能取得现代化的成功。这些对中国社会改造的理念，我想，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所实行的土地改革，重视对基层组织的管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作者在书中高度评价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运动及改革开放之后的建设。

　　在《王安石变法》一章最后，作者慨叹到：试想九百年之前，中国即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而当日欧洲，尚停滞于中世纪的黑洞内。这和本世纪（二十世纪）两方的悬殊相比，前后相差何远！我想，作者在天有灵，看到今日中国雄踞于世界东方，应该能够安心吧。（张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