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是唐德刚先生所写的一本以袁世凯当权始末为背景，反映清末民初各党派、各势力在动荡时局中争斗的著作。该书共分为七章，上自孙文缔造共和肇始，下逮蔡锷护国运动兴起，寥寥十二万三千余言，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袁世凯当权时的中国时局变化、中外关系的发展，探讨了中国政治民主化问题，并对中国民主道路的曲折性做了精湛的分析，让读者得以重新审视袁世凯这样一个在近代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对洪宪帝制缘何出现，又如何走向覆灭做出自己的思考。

　　袁世凯缘何称帝？或许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袁氏决定称帝必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抉择，是建立在他对帝制与共和认识上的。

　　1.袁氏的认识变化

　　袁世凯能够在复杂的大清官场屹立不倒，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政治的“嗅觉”极为敏感，善于抓住时机，这可以从民初的政治构建中窥见一二。如在清朝覆灭之际，袁世凯以革命党与清廷之间的斗争为机会，以“养敌自重”的策略挟制双方，一举拿下中华民国总统之位；又如在革命党人以内阁制取代总统制,让袁世凯做虚君元首的制度设计与他抵死不做虚君的权力诉求发生冲突后，袁世凯果断采取措施，毁弃《天坛宪草》，废国会，为自己的独裁政治铺好了路。但这些举措不只饱受时人诟病，也令袁世凯因“窃国大盗”的罪名被后人一贬再贬。曾经也“三次表示拥护共和”[1]的袁世凯为何选择了独裁政治？究其原因，窃以为在于袁世凯渐渐发现民主共和制并不适用于当时的社会。

　　唐德刚先生在论述此段历史时也认为，经过民初数年政党政治的磨砺，在将国民党人排挤出权力中心后，袁世凯想当终身总统的想法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彼时的中国动荡不安，各式各样的小军阀、小政客搅得老百姓不得安生，新的秩序尚未形成，旧的秩序就已经被彻底打破了。重建秩序成为当时包括袁世凯在内的政治精英阶层的共识，但重建何种政治秩序与合法性治理，则就是袁世凯与国民党人的分歧所在了。

　　袁世凯认为民初建立的共和政体不符合中国国情，彼时的老百姓所希冀的不是投票选议员，他们最需要的是秩序与生存。平心而论，袁世凯此番国情认知并无大谬，因此，时人对他期望极高，无不希望其能扭转乾坤，澄清吏治，恢复秩序（这也是国民党人二次革命失败的根本所在），但民初无休止的党争和各路军阀的混战所造成的混乱政局已经使袁世凯丧失了信心，即使在1914年，他依然认为“群众普遍保守并且倾向帝制”[2]，事实也的确如此，即使民国成立，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也不知共和为何物，甚至一些人认为“总统”就是“皇帝”的新名称，只不过换个名字而已。以杨度、刘师培为首的“筹安六君子”也常说共和体制并未深人人心，共和体制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老百姓的低水平教育，使共和政体中的民主、自由成为空谈，反而成为地方割据势力试图削弱中央权力的一把利器。彼时，大洋彼岸的教训仍历历在目，在墨西哥、秘鲁、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独立后，由于与本国国情不符，政治精英们建立起的民主共和体制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生活的改善，反而使国家陷入长时间的动荡。

　　在如此政局混乱的时候，在“民国不如大清”的情绪不断蔓延的时候，袁世凯心中的天平必然向称帝一边倾斜，在他看来，既然共和已经搞不下去了，那就不如恢复帝制的好，也只有此举方能有助于公共秩序的建立和中央政权的巩固。袁世凯本就是个有野心的政治家，加之杨度等人的劝说、袁克定的欺上瞒下，“开历史的倒车”也就不难理解了。

　　2.古德诺的“推动”

　　既然下定了决心要做那唯我独尊的皇帝，袁世凯就不得不思考该如何说服人民接受刚刚废除的帝制。杨度、刘师培等帝制派的拥帝言论已因其与袁的特殊关系而饱受诟病，袁世凯需要一位在外人看来“中立”的帝制辩护者为其做舆论上的宣传。就这样，自1913年开始担任袁大总统宪法顾问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宪法学家古德诺教授既有名望，又有学问，成了最好的选择。1915年7月，古德诺被要求为总统准备一份备忘录，就共和与君主两种国体的优劣及何者更适合于中国，作一比较与评价，供政府和袁世凯参考之用。古德诺领命照办，并很快写成一份旨在阐述其私人意见的备忘录，不料这篇备忘录却被译成中文，并以《共和与君主论》为题，有删减地发表在8月3日的北京《亚细亚日报》上。杨度等人拉大旗作虎皮，发文称古德诺主张“君主优于共和”“君主体制为中国所亟需”，把古德诺这位来自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学大师打造成一位君主论者，从气势、格局和理论深度等方面坐实了筹安会的“洪宪帝制”设想。紧随其后，筹安会一干人等紧锣密鼓，重磅刊发杨度的《君宪救国论》，规划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实施步骤，为其摇鼓呐喊，上演了一场83天的复辟闹剧。至此，古德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一个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相联系的恶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内关于古德诺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歇。有学者认为古德诺来华后的所作所为，包括干涉国会制宪、撰写《共和与君主论》一文等等，都是在为帝制鸣锣开道，是袁世凯称帝的重要支持者和推动者[3]。也有学者为古德诺辩护，指出古氏备忘录“是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符合古德诺一贯的思想，显然不是专为帮助袁氏恢复帝制而写”，只不过后来“被筹安会诸公等断章取义、歪曲利用了”[4]。唐德刚先生在本书中则认为古德诺是“哑巴吃黄连”，被帝制派利用却无法自证清白。古德诺对于袁世凯的称帝主张是否知情现已不可考，但检视古德诺有关中国的论述，无论是从时间顺序来看，还是从政治语境来看，他对于民初中国的关切点，从来不在要求中国返回封建帝制时代，而是在于讨论这个新建的国家之宪法秩序的宪政性质上面。也就是说，他关注和主张的乃是现代中国务必是一个立宪国家，或一个依据宪法而构建的现代国家。按照他的观点，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要完成现代转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由宪法赋予的领导权威，以及相应的国家权力的分权配置；而现有的宪法却不能促成宪制国家的这个首要功能，反而是在毁坏这个功能。

　　面对时局，古德诺认为当时国民党控制的国会抓权太甚，并且党派偏见太深，有损共和体制中的三权分立原则。他认为中国是个大国，乱源甚多，中国的中央行政机关应该强而有力。他曾身体力行为中国制定一部古氏宪法草案，主张中国应该采用总统制，且总统权力甚大，超越了当时美国总统的权限。在他看来，一种复杂的、有多重功能的制度，如果想繁荣成长，就必须与现实相结合。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写出了《共和与君主论》，强调“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政府形式应由现实生活的需要来决定”。在此篇中，他将资本主义全球化作为背景，以南美各国的寡头独裁因缺乏稳定继承制度而引发的社会骚乱为例，认为在中国人民物质与政治能力薄弱的情况下，中国如果搞共和不成，与其实行没有稳定继承制度的寡头政权，不如干脆实行有稳定继承制度的王权专政为好。古氏在衡量诸多因素下了一个结论：“无疑，君主政体比共和政体更适合中国”，“就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经济条件、与列强的关系看来，中国如果发展君主立宪体制将比发展共和体制易于维持国家的主权独立”[5]。

　　单从学理上来看，古德诺所著《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虽有值得商榷之处，却并无错漏，文中“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政府形式应由现实生活的需要来决定”的学术论点在现在看来仍未过时。其疏漏之处在于忽视了“文章不与政事同”的古人智慧。古德诺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闯入”了一个错误的社会场域，那么其本无错的政治观点，便成了袁世凯的东风，间接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出帝制闹剧。